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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了。

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一直在探索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研究年代学的方法也一直在创新发展。司马迁的年代学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中的年代资料作排比推算，我们可称之为文献年代学研究。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例如，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出土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而相关的地层又可以取样作碳14测年。如果据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算的年月数据与碳14年代数据相吻合，那么其年代结论就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科学论证、庄严宣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意义是深远的。从学术史角度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论证，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让世人信服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一系列规律，建构中华文明的“三大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世界上几个原生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同样具有起源的早期性；而且，中华文明是几个原生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